新货币的信用，关键在于购买力能否得到保证。刘翔很清楚，一旦开始发行新币，钞票的发行就会象破堤的洪水一样。
一是广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货币流通需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底――大明没有统计局，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到底有多少银子铜钱在市面上流通，谁也弄不清。财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计大约需要流通券大约一百万元。财经省唯恐不够，已经下令在香港造币厂加印数百万元的钞票。其次是广州市政府开销。广州市政府的开销比起过去的广州府来说，膨胀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许多机关并且维持运作，迅速膨胀的公职人员，收容的旧人员，救济灾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新币数量。刘翔和财经省特派员小组粗粗估算之后，已经对新货币的通货膨胀产生了忧虑。
刘翔拿起另一份秘密报告，这是最新的广州粮食库存统计。取消牙商，建立两个大宗货物批发市场之后，强制性的规定所有大宗粮食交易必须在市场内进行销售。外来的长途贩运粮商，成批出粜粮食的农户和地主，本地从事批发零售业务的粮行、粮店，都要在市场内进行。元老院的经营粮食的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大昌米行也在市场内开设了营业所。作为经营和干预粮食贸易的窗口。
同时，通过工商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对城内的从事粮食批发、零售的大小粮食行粮店进行库存统计，这么一来，市政府算是大致弄清楚了广州的大宗粮食存底，贩运商、本地批发商、零售商的糙米总库存大约有2600吨。这个数字，大约可以供应整个广州市场一个月。
2600吨按照市政府过去对人口的估算，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了。不过林佰光认为过去的估算不科学。虽说总人口估计和统计的差别不大，但是每人每个月14公斤的吃粮数量偏高了。首先老人和小孩吃不了这么多，其次城市居民每个月供应11公斤勉强也够了。这城里的贫困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他们的日常吃粮根本达不到月11公斤的水平。此外，广州的大户人家大多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在当时是惯例，大户人家往往囤积够全家上下食用二三个月的粮食。此外他们还能从近郊的佃户手里得到粮食供应。粮食供应不成问题。由于到缙绅大户的户籍登记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奴仆，每户的人口少则二三十人，多则数百人，可以说减轻了相当一部分的供应压力。
另外，过去广州的一府两县留下的官库粮仓，没收“逆产”中的粮食，零零碎碎加起来也有七八百吨。这部分粮食中已经有一部分被拨出去作为广州市政府的人员工资和经费使用了。现在还有大约200吨
除了这些本地粮食，广州大世界的仓库和香港岛的上的仓库里，还储存着这三个月来从东南亚和海南运来的糙米10000吨。这是刘翔和财经省扣在手中的王牌。为得是应对粮食投机。
每次重大的币制改革，几乎都伴随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投机狂潮。特别是广州城这样的情况，就算从来没当过商人的刘翔也知道是粮食投机的好机会。
广东的粮食需要广西供应，两广的六七月是早稻收割的时间，往年粮价到这个时候应该是下跌的，但是广东本身缺粮，而广西目前还在大明的治下――梧州已经设下了水卡严禁一切船只上下行――通过梧州的粮食贸易也停下了。通常情况下，仅仅梧州粮食水运停运这个消息就足以引发粮价暴涨。
幸而元老院在取缔牙商清理牙行欠款这两件事上得到了潮汕粮帮的投桃报李，潮汕帮在市场上粮食批发价虽有小额上涨，却始终保持稳定。潮汕帮也动用起自身商帮网络的优势，从广东其他地方调运粮食供应广州。这大大减轻了粮食供应压力。让在广州全权主管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陈策不至于大规模动用储备，而是偶尔通过合作社抛出少量粮食抑制下粮价的上涨幅度。
不过，仅仅依靠潮汕帮的“回报”是不够的，商人道德是趋利性的，他们现在牺牲利润，即是出于感恩的投桃报李，也是因为知晓元老院的暴力机器远非大明可比。但是，一旦利润够大，无论是良心还是畏惧都不在话下。所以在遏制投机，保证币值这事上要立足于元老院自己。
除了在香港岛储备大量粮食，企划院同时从各地区向香港岛调运食盐、棉麻布匹、腌干海产品和茶叶，随时可以调入广州来平抑物价。
为了有足够的渠道来投放，除了批发渠道，在零售渠道上商业合作社、大昌、万有在广州全市范围内通过接收盘让、直接买进等方式突击开设支店四十多家，零售网络基本覆盖整个广州市区和近郊主要市镇。为了保证乡镇供给，改装了流动售货船二十艘，全部配备了店员和货源，在已经基本平靖的乡镇下乡流动售货。郑尚洁指示售货船，也可按照行情收购农村土产，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为货币下乡做好前期准备。(未完待续。)